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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条的规定，用马克思主义（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占领思想阵地，对人民来说是个教育问题，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则是法定义务。
我承认自己的学识水平还很欠缺，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在所难免，自从读了反宪派的系列文章之后，一个个困惑像井喷一样爆发出来，而要解决这些学术观点上的认识分歧，就只能通过开诚布公、虚怀若谷的讨论。不过，把造谣证据多保留一段时间也好，以便奇文共赏之。
可是，8月以来，反宪派再度发起攻击，汪亭友先生更是直接叫阵到我眼前，想躲都没法躲。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类似同一天《北京日报》文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的另一篇文章《关键时刻敢于亮剑》，不同的是，文中没有出现对宪政民主等论调的直接批评，并指出：社会上的模棱两可态度，姑息了极端言论。9月2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宋惠昌的文章指出：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不要以为掌握了大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够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科学要发展创新，须臾不能离开宽松的学术自由环境。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3月宣誓忠诚于宪法，强调要给权力戴上紧箍咒，这正是宪政思想的集中体现，更何况他的老师就是中国著名的老一辈宪政学者龚祥瑞先生（《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3、4合辑曾首次正式发表了龚祥瑞先生的遗作《走人类共同的宪政民主道路：21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他曾跟随龚老研习宪政，深深懂得宪政的精髓。
在7月1日至7日我被迫做出第一轮回应之后，本来已经准备偃旗息鼓了。9月2日的《人民日报》引用了林则徐的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高校之间的联络信息，比如工作联系与沟通、交流与指导等。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应当说，这里第二种意见更符合政府信息公开发展要求。高校基于学术自由所享有的学术性自治权力，国家原则上不能介入，这是由学术自由的自由权性质和学术的专业性判断特征决定的。除此之外，在研究其他诸如行业协会等公共组织能否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时也备受关注。
这里的法，既包括上位法，比如《高等教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公开条例》等上位法，也应该包括《办法》。这里也需要明确过程性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
在司法实践中，有没有说明理由往往会成为判定不予公开行为合法性的关键环节。受教育者、教师与高校因教育教学管理产生的纠纷等。其中，关键在于需要明确高校正在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是否属于高校履行职责过程。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如果高校信息属于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界限不清时，是否还需要申请前置。
对行政机关的答复或者逾期不予答复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涉及私人利益的高校信息，一般情况下不予公开，但是经权利人同意或者高校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高校信息，可以予以公开。这种规定是由《办法》的规章属性决定的，作为规章不应对司法救济方式作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三需要是否会影响到申请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存有争议。
这些制度预期能够发挥的功效应毋庸置疑，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类信息量大，公开成本高。
如果原告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认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社会利益，仅仅是人民法院审理高校信息公开案件的第一个环节，人民法院还必须依法对各种利益进行取舍和协调。
对于受教育者、教师直接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法院通常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因此，对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高校信息，如果属于高校内部信息或者过程性信息，可以不予提供。《办法》第9条规定：除高等学校已公开的信息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学习、科研、工作等特殊需要，以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向学校申请获取相关信息。这事实上将高校主动公开信息通过申请人的申请转化为依申请公开，这样高校信息主动公开所表现出来的对世权则由于申请人的申请转变为对人权。《办法》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高等学校信息，促进高等学校依法治校，根据高等教育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高校作为教育机构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其招生办学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知晓和参与，高校有大量涉及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需要社会公众知晓，特别是涉及高校特困生补助、学生受教育以及学生就业的信息属于重点公开的信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高校信息公开也会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于可以公开的高校环境信息，能够主动公开的尽量采用主动公开方式予以公开，防止高校以依申请公开的方式代替应当主动公开的方式。
如果该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应符合《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要求。据此，申请人申请公开的高校信息被限定在自身学习、科研、工作等特殊需要范围之内。
同样，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实现也同样必须依赖于高校信息公开。高校内部管理行为与履行职责行为是否存在一致或者交叉，如果是一致的，自然内部信息应该属于政府信息。
应当说，对于不予公开的信息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个标准以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来排除信息公开，显然超出了《公开条例》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高校信息公开恰好为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提供了监督高校依法行使处分权和学术权力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将高校信息公开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又恰好为高校信息公开行为提供了由中立第三方公正评断的基础，由此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也才能最终得到保障。过程性信息反映了高校正在讨论、研究或者审查过程，这些过程相较最终形成的行为是未成熟的，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
高校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关系处理是《办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基于保护私人利益需要而不予公开。
同时，高校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属于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的申请，作出不予公开信息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说明理由。由于《公开条例》和《办法》对高校信息不予公开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特别是《办法》还以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作为不予公开的标准，这就容易导致实践中高校以公共利益限制为由对高校信息不予公开，成为高校隐瞒或者遗漏重大高校信息的借口，是高校信息公开的一个制度性缺陷和不足。
如果简单地以《办法》没有规定为由，一概排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在理论和实践上均难以立足。依申请公开方式能够满足个体的特殊信息需求，公开成本相对较高，公开效率相对较低，并且申请人还要符合一定条件和要求。
从上述规定看，高校信息公开也延续了《公开条例》确定的依法公开信息的要求。[2]杨小军：论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三是关于依申请公开内部信息与过程性信息的认定。《高等教育法》第44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
实践中，从广义上说，高校履行职责的行为既包括内部行为，也包括外部行为。同时，人民法院在审理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时应该平衡好信息公开与学术自主的关系。
三、高校信息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的司法判定《公开条例》、《办法》规定了高校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公开方式，确立了主动公开为主、依申请公开为辅的信息公开制度模式。[4]刘金晶：法庭上的‘自主高校—论美国司法中的‘学术遵从原则，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6期。
二、高校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司法判定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作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一种类型，在受案范围、当事人主体资格、举证责任、审理、裁判等方面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对于这些问题，实践中也有比较多的分析论证，因此需要以新的视角分析高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审查难点及其司法应对。内部管理行为是高校为了顺利有效地履行其社会职能而对其内部各系统和关系进行的有意识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活动过程，有组织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和物质设施管理等等不同的层次和职能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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